（本文转载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公众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新时代10年来，中国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马克思关于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及相关条件的论述

马克思在其理论建构的中前期主要将精力集中于对西欧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上，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论证了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随着作为后发国家的俄国如何发展问题的提出，马克思将研究视野拓展到非西方社会即后发国家的发展上。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农奴制出现普遍危机、资本主义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土地共有的农村公社，呈现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状况下，俄国知识阶层就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极力主张摧毁农村公社，发展资本主义。以查苏利奇为代表的则主张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保存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查苏利奇还写信向马克思请教。面对现实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开始研究俄国问题。他先后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探讨像俄国这样保存着农村公社的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

马克思首先肯定作为后发国家的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明确指出：农业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强调俄国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其次，马克思关于后发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设想，并没有停留在仅仅指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上，而是对实现成功跨越的条件都做出分析。其一，需要汲取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后发国家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大大落后于先发国家，因此，后发国家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同时，由于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先发国家并存，因此，后发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时可以便捷地借鉴和吸纳先发国家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其二，需要对农村公社进行民主化改造。由于农村公社与农民长期在沙皇专制统治之下，发展自身、掌握自身政治和经济命运的自觉性不强，需要通过民主化改造以提高其觉悟。其三，需要有俄国革命，以免农村公社遭受资本主义发展的破坏。

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肯定作为后发国家的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且为这种跨越所需具备的条件做出预设。但需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条件都是马克思所做的原则性设想，至于具体如何运用这些原则，需要后发国家在自身的过渡实践中进行探索。

在探索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

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将社会主义界定为“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从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界定看，他将“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主要是从物质技术层面予以理解。虽然俄国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市场交换获得一定程度发展，如在农村允许农民将余粮拿到市场上自由出售、在城市允许私人开办中小企业，使得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发展，但是由于将市场经济的发展视为资本主义特征，因此列宁将实施新经济政策视为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很快，斯大林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发起向“社会主义的大转变”，建立起一个工业全面国有化、农业全面集体化、管理高度集中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斯大林将市场机制作为资本主义要素从社会主义经济中排除出去。斯大林之后的国家领导人虽然不断进行经济改革，试图赋予经济活力，但由于基本沿袭了斯大林的观念，将市场机制视为资本主义的要素，因此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企业放权、物质刺激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上，最终未能扭转苏联经济发展的颓势。到了戈尔巴乔夫实行“休克疗法”，用500天向市场经济过渡，最终导致经济混乱，苏联解体。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所提示的“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问题，未能在市场机制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认识与实践。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基本沿袭着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形成“企业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经济缺乏活力。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启动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邓小平对将“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仅仅做物质技术层面的理解进行反思、作出修正。他曾专门发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谈话，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正是因为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市场机制的难题，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解除了思想上的“紧箍咒”，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运行、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将多种所有制引入经济体制。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从而促成了中国经济腾飞。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从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创建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建构一套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通过创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通过创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内在机制，由此揭示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规律。至于不同类型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提出了不同论述。就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通过研究不仅肯定后发国家有可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具体提出了需要具备的条件。当然，在领会马克思有关“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内涵上，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较长期探索过程，从挫折和教训中逐渐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由此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较大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创建阶段。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它需要具体国家的革命领袖从具体国情出发，确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列宁根据俄国当时的国情，灵活运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俄国应当抓住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统治孱弱、工人和农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重大历史机遇。他首先从理论上论证在后发国家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而后利用社会主义政权来发展生产力的合理性。接着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示范下，中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在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没有解决是否应该运用市场机制和是否应该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对如何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马克思有关“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付诸实践，在吸收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技术层面取得成果的同时，大胆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市场经济，成功地探索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在国际层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创建更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已经开启。

当然，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还有诸多有待克服的重大难题，像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由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我们坚信，中国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合作共赢的全球交往模式，更加公平的国际新秩序就会越早到来。